每天，在深圳、珠海各海关关口，有不低于8000名“水客”往返穿梭带货；一名“水客”女子，用透明胶带把手机层层绑在腰间，仅一人就携带了85部手机……这是近期海关总署及深圳海关方面对外披露的打击“水客”走私专项行动的情况。“水客”走私链条是如何运作的？在有关方面的大力打击下，“水客”们如何应对？“水客”走私缘何猖獗？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近日深入深圳各海关关口起底“水客”走私途径。

　　“水”漫海关。

　　“水客”一词自“水货”申发而来。当“水货”(走私商品)在市场上迅速蔓延之时，藏在“水货”背后的这些“水客”们才慢慢浮出水面。

　　每天，在深圳、珠海各处海关关口，预计有不低于8000名“水客”，蚂蚁搬家似的日夜往返穿梭。小到奶粉、衣服、化妆品，大到手机、电脑。不要小看这些“蚂蚁”的能量，1000名水客一天之内就能搬空两个集装箱。

　　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通过连日调查发现，从派货、走关、到收货，“水客”们早已形成了一条分工明确、配合默契的利益链条。在海关加大力度打击“水客”之时，记者还发现，“水客”们并未退却，而是以更加巧妙的方式“暗度陈仓”。

　　“水客”有恃无恐，业内人士认为是法律“灰色地带”使然。至于水客踊跃的深层次原因，有学者指出，部分市场机制本身的畸形，才是导致“水客”盛行的根本原因。

　　“职业水客”不做“一拖”了

　　12月9日，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来到深圳罗湖口岸时已是午饭时间，过关的人群依然熙熙攘攘。在穿梭的人群中，记者频频看到，巡视的工作人员正警惕地打量着出入境的人群。

　　令深圳海关保持高度警觉的，正是混迹于普通旅客之中的“水客”。12月2日，深圳湾海关截住14名团伙水客，搜出苹果iPad共计88台，手机340部，案值95万元。其中一名女子，竟然用透明胶带把手机层层绑在腰间，仅一人就携带了85部手机；11月20日，深圳海关在罗湖口岸周边对水客交接货点开展查缉行动，缴获手机、红酒、化妆品、相机等走私货物价值约20万元。

　　深圳罗湖口岸相关人士告诉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，从9月中旬开始，海关、边检、国检、保安和物业管理处5个部门，就联合成立了专门治理“水客”的行动小组。几队人马每天不间断地在关内巡视，发现可疑的人立马询问。而后方还有监控器，过关的人必须要照X光机，打击力度是比较大的。眼下“水客”已经收敛了很多了，能抓现行的也更少了。

　　在海关层层打击下，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近日在深圳罗湖口岸实地探访后发现，职业“水客”们并未收手，而是部署了更为缜密的行动计划。

　　在深圳罗湖口岸出关口背面空地上，记者在线人指引下，看到十几个拉着手拖车的中年妇女正在等待。不远处，一排男子则坐在地上低声交谈。

　　记者以普通游客身份走近一位妇女，询问是否能帮助从香港带iPad。这位妇女马上答应下来，并把记者引向一位男子：“他已经做了十几年了，你问他。”

　　这位“资深水客”毫不避讳，滔滔不绝地向记者介绍起他们的操作模式。

　　“一般有两种选择。一种是找人帮忙带货，根据货物的价值和重量付钱，比如iPad一台就要给250元，一般的化妆品每1000元，收150元运费。但这种方式货源不稳定，(关)好走的时候就能多带，最好的时候一次带一两百台也是没问题的。但不好走的时候，一台都不会给带。万一被海关查了，损失都是由买货的人自己承担。”

　　另一种方式则是“全包”。“从派货到收货全包，买货的人坐等收货就行，即使是货被查到了，损失也由‘水客’自己承担。当然，全包模式的收费要贵很多。”

　　“不过你必须先在香港找到派货的人”，上述“资深水客”提醒记者，“有关系的派货人，不仅和海关熟，还能帮你拿到便宜的货。要不然你哪里有的赚啊。”

　　一旁，声称在等人的线人小丽(化名)告诉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，自己以前也曾做过一年多的“水客”，如今小丽的老公在香港专门派货。据小丽介绍，整个“水客”组织非常庞大和严密，能看到的“走关”的人(带货入关的人)，只是中间的一小部分。大部分“水客”是香港、澳门的无业人员或退休妇女。做这行做得好的，月入上万甚至数万元很容易，因此有络绎不绝的人愿意加入“水客”行列。

　　小丽告诉记者，香港上水车站因距离深圳罗湖站只有一站路，成为香港“水客”派货的集散地。“水客”蛇头每天根据订单统一采购，然后分包成一份一份的，在上水车站分给走关的“水客”。蛇头会给每个“水客”开出票据，待通关交货后，水客可以凭票获取运费。

　　而“走关”的程序也很严谨。通常十人左右的“水客”为一个组，由一个“水客”头儿带着走关。过关的时候不能挨得太近，走不走X光机见机行事。过关后，有的“水客”就把货物先寄存在罗湖口岸的储物柜中，回香港再取货。也有的水客把货物送到罗湖周边的大厦囤积起来。在深圳罗湖、皇岗口岸以及珠海拱北口岸附近，已经形成了接收水货的集散地。最后货物被发给货主，深圳华强北就是全国最大的“水货”电子集散地之一。

　　就在小丽向记者介绍的时候，旁边一位看起来颇有身份的女人，把多名拉着手拖车的“水客”聚集在一起，向大家低声吩咐：“现在风声紧，下个月起，不再做‘一拖’，全部要‘二拖’、‘三拖’、‘四拖’……”

　　什么是“一拖”？记者小声问小丽。小丽说，是指一天拖一次货，这样一次性货多，危险大。拖的次数越多，风险就越小。“这也意味着水客组织者的战略升级了。”

　　“兼职水客”上班走关两不误

　　除了“职业水客”，一些长期往返于深港两地的上班族中，也有不少人充当起“兼职水客”。

　　朱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兼职水客。他告诉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，由于工作原因，他每周都要往来于香港和深圳，看见“水客”业务越来越红火，自己也就动了心。今年6月份，朱先生做了第一单生意，此后每星期去香港几乎都不会空手而归。带货费一般是货物价格的20%，单笔业务最少也能赚100元，还可以为异地购物者办理邮寄。

　　朱先生透露：“我一次只带一两部iPad或者iPhone过关，一般都从深圳湾海关走，因为罗湖海关比较严。如果是一些日用品，查得松，就会多带些。跑到现在，还没有什么问题。”

　　而在香港、澳门，这样的“水客”就更多一些。香港一位颇为内行的人士告诉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，有些公司职员借着到深圳出差的便利会带货。还有些更“勤快”的，利用上班前或者下班后的时间也来赚外快。但是兼职的“水客”胆子都不大，带3C产品的很少，一般是带些奶粉、衣服等日用品。奶粉10块钱一罐，衣服15块钱一包，饮料15块一箱，走几趟赚500元左右，然后就回公司上班了。

　　但最近深圳海关的大力打击行动，也使得这些兼职“水客”们变得谨慎起来。朱先生告诉记者，现在如果有人找他带货，他都要先过关到香港后再答复。之所以要这样，他解释称在过关的时候，先打探一下情形，如果查得很严格，就不带了。而深圳一家名叫“誉诚跑腿公司”的负责人则告诉记者，“现在不去香港跑了，查得严。”

　　治“水”何其难？

　　深圳海关缉私局有关人士9日向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坦言：水客其实是个老大难的问题，一直存在，光靠海关一己之力是没有办法治理的，需要边防、公安、海关联合起来才行。而大部分“水客”是香港、澳门居民，这又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。

　　事实上，“水客”是非常容易辨认的。即便是记者这样一个毫不知情的人，也能在海关关口附近轻松找到多个水客组织。就连罗湖海关门口的保安也告诉记者：“他们很好认的，拖货的箱子磨得起毛了的，八九不离十就是‘水客’。而且一天天来来回回那么多趟，想不脸熟都很难。”

　　那么，治理“水客”的难点到底在哪里呢？

　　海关总署缉私局副局长朱峰近日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指出，法律的滞后是让水客们有恃无恐的一大原因。

　　据了解，我国法律规定，个人走私普通货物，偷逃税额要达到5万元才构成刑事犯罪。一些“水客”正是钻了这个法律空子，每次走私偷逃税额均控制在5万元以下，让海关望“水”兴叹。

　　在“水客”走私被发现后，按现行海关规定，“水客”可以选择对物品补交税，或者是退运。而如果“水客”选择退运，就没有任何经济损失。大多数的“水客”还会第二次、第三次地换人、换方式把货带进来。

　　但是，在首都经贸大学蒋泽中教授看来，“水客”的盛行其实更多的是一个经济学现象，而非法律法规能彻底根治的。

　　蒋泽中教授向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表示，“水客”及“水货”产生的“根源还是两地存在巨大的价差，比如苹果的iPad。如果内地能彻底放开市场竞争，价格自然会降下来，‘水客’自然也没有了生存空间。”

　　他认为，近期海关向iPad专门征税的规定，还有一些现行的法规，已经跟不上市场的变化。“当很多人都争着去做‘水客’的时候，我们也要反思，是不是市场机制本身出了问题？这样去堵，治理成本高不说，效果甚微。”

　　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傅慧芬也向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分析道：“商人都是无利不起早的，这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通理。在北京中关村和深圳华强北，有那么多的水货照样买卖，这其中的巨大利益就会驱使‘水客’们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去冒险。要根治‘水客’，就要先根治‘水货’这个大的产业链。”